疫情突發:考量領導干部法治思維

時間:2020-02-19 11:00:00作者:張學博新聞來源:正義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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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些年來,我國衛生健康領域立法取得了巨大成就,制定修改了傳染病防治法、國境衛生檢疫法、母嬰保健法、執業醫師法、中醫藥法、精神衛生法、獻血法、藥品管理法、疫苗管理法、野生動物保護法等10多部法律。2019年12月28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審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基本醫療衛生與健康促進法》,標志著我國衛生健康領域自此有了一部“牽頭管總”的法律?偟膩碚f,我國公共衛生領域并不缺乏法律規則。新冠肺炎病毒疫情暴露出來的問題,其實更多是一個法律實施問題,即如何運用法治思維來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在面對重大公共安全風險時,領導干部的法治思維能力顯得尤其重要。領導干部的法治思維能力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首先是確定性思維。法律是定分止爭的工具。法律為我們確定了權利義務關系的邊界。法律的確定性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為人們,包括領導干部確定哪些行為是應該做的,哪些行為是不能做的。比如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明確規定:行政機關應當及時、準確地公開政府信息。行政機關發現影響或者可能影響社會穩定、擾亂社會和經濟管理秩序的虛假或者不完整信息的,應當發布準確的政府信息予以澄清。這就對行政機關及其領導干部提出了確定的義務要求。法律確定性另外一個方面體現為包括領導干部在內的所有人只要依照法律的行為邊界來行為,就不會因此行為受到政府或者上級的懲罰性后果。

  在發生了非典事件等重大公共事件之后,不少領導干部仍然遵守傳統思維而缺乏法治思維,使得實踐出現了不少問題。我們的國家和社會都要堅持法治政府和責任政府。如果領導干部選擇遵守法治思維沒有受到鼓勵,如果領導干部選擇傳統思維沒有受到問責,那么官員的思維邏輯不會發生改變。

  當然,現實生活沒有這么簡單,因為很多問題處于模糊地帶,也就是還有很多法律沒有規范到的地帶,或者法律本身也存在不清晰的地帶。那么這就要求領導干部在不確定中追求確定性,為人民群眾將不確定的東西確定下來。比如在違章建筑補償時,可能存在不同時間的違章建筑補償標準不統一的問題。因為有的違章建筑是在城鄉規劃法出臺之前就存在的,有的是在法律出臺之后違建的。這時候,領導干部在處理補償標準時就需要砍一刀,按照一個時間節點來處理。時間節點之前一個標準,時間節點之后一個標準。所以,法治思維是確定性思維與權變思維的辯證統一。但是法治思維的重點核心仍然是在一個不確定的世界中追求確定性。

  其次是自下而上思維。自下而上的思維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方面其實質就是要求我們的領導干部真正走群眾路線,通過基層群眾和一些干部職工來及時掌握信息,第一時間予以應對。突發事件的殺傷力就在于它的“突發”,而“突發”就意味著事件不發生的時候你不會知道,等到你知道的時候事件已經發生了!巴话l”還意味著事件的發生不會是緩慢進行,而是突然爆發的,在第一時間將最嚴重的傷害和最嚴峻的局面呈現,是注定要讓你措手不及的。既然事后應對十分困難,那么焦點就集中在一個問題上:突發事件是否可以事前預防?或者更具體地說,突發事件是否有預警征兆?調查研究說明,答案應該是肯定的。德國飛機渦輪發動機的發明者帕布斯·海恩有一個著名的“海恩法則”,那就是每一起嚴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29次輕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個事故隱患。因此,每一起嚴重事故的發生一定是由于對事故隱患的麻木不仁。比如,此次疫情中被媒體曝光、被關閉的武漢海鮮市場,早在2003年非典事件中就被專家點名批評過,但是在17年的時間中,不僅沒有被嚴格管控,反而在17年之后的公共衛生事件中造成了嚴重后果,這暴露了地方政府在城市治理中的短板,對野生動物保護法的漠視。

  2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認為:這次疫情是對我國治理體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我們一定要總結經驗、吸取教訓。要針對這次疫情應對中暴露出來的短板和不足,健全國家應急管理體系,提高處理急難險重任務能力。要對公共衛生環境進行徹底排查整治,補齊公共衛生短板。要加強市場監管,堅決取締和嚴厲打擊非法野生動物市場和貿易,從源頭上控制重大公共衛生風險。要加強法治建設,強化公共衛生法治保障。

  自下而上思維的另外一個方面是指我們的法律應該為民眾提供一些直接有效的手段來實現和保護其人身權和財產權。比如野生動物市場和貿易明明存在重大的傳染病風險,公民個人是否有權要求相關部門采取措施對其進行查處?這方面,國外有很多可以借鑒的案例。以煤礦安全生產為例,美國《聯邦礦業安全與健康法》就規定,礦工們有權隨時要求聯邦機構派員檢查礦場狀況,發現安全隱患的聯邦檢察員可以當場責令停產。而澳大利亞礦業大州西澳大利亞州的法律則規定,礦工有義務保證自己在工作狀態下的健康,如果不按規定對自己采取保護措施,或發現潛在險情不報告,就算違法。礦工有權拒絕在有損健康的危險環境下工作,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礦主出高薪讓礦工下井則視為違法,而礦工收錢下井也是違法。違法者將被課以20萬澳元的罰款。很顯然,這些法律的共同特點就是賦予基層礦工一種自下而上的權利,可以根據井下的安全狀況和礦工的健康狀況自主決定是否下井生產,從而把事故隱患直接扼殺在搖籃中。

  總之,公共衛生法治的建設,不僅是相關衛生法律制度的制定和修改,更是領導干部和人民群眾思維方式的改變。法治思維首先是要在不確定的世界中尋找確定性,然后是在自上而下的領導思維同時要注重自下而上的群眾思維。加強領導干部的法治思維,就是要給人民群眾穩定預期的同時給領導干部以確定性,即控制公共衛生風險的同時控制領導干部的風險。法治思維建設的另一個重點是在加強統一領導的同時,賦予人民群眾有效手段去制止一些直接損害人民群眾人身權、財產權的商業行為或者政府行為。所以,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是基礎性的,而國家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才是關鍵性的。而國家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其核心在包括領導干部在內的所有人的思維方式的轉換。這種從不確定性思維向確定性思維的轉換,從自上而下思維向自下而上思維的轉換,就是人治思維向法治思維的轉換。

  (作者為中央黨校政法教研部副教授)

  

[責任編輯:馬志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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